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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 | 2021十大金融事件楚喬傳劇情分集介紹

   日期:2023-10-21     瀏覽:50    評論:0    
核心提示:No. 十大事件目錄 編者按:2022年悄然而至,此時此刻,我們需要回望2021年。 2021年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年。中國共產黨隆重紀念了建黨100周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黨

No.

十大事件目錄

編者按:2022年悄然而至,此時此刻,我們需要回望2021年。

2021年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年。中國共產黨隆重紀念了建黨100周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回首2021年,雖然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以及疫情形勢非常復雜,但中國金融業在黨的領導下,取得了令人羨慕的成績。

2021年,我們見證了中國金融業多個精彩瞬間和重要事件。2021年,中國金融業回歸本源,在服務實體經濟、支持國家發展戰略和經濟轉型方面,以及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方面作出了許多創新,在金融科技發展、金融對外開放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金融機構的競爭能力得到了普遍提升。2021年,貨幣政策更加精準,更為靈活,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人民幣依然堅挺,北交所閃亮登場標志著多層次資本市場取得進展,投資者索賠的成功意味著保護投資者利益不再是一句空話,系統重要性銀行監管進入實質性階段,恢復與處置計劃得到落地,不少地方銀行完成了重組,銀行科技發展獎演變成了金融科技發展獎,數字貨幣開始在更大范圍使用。

2021年,我們也有很多無奈,在積極化解金融風險的同時,新的金融風險事件仍然時有發生,股票市場似乎還沒有走出一個令人期待的行情。

不管面對的是喜是憂,我們都需要銘記和反思,為此,我們評出了2021年中國十大金融事件,并邀請業內專家撰寫了述評。

展望2022年,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明了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明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金融業必將書寫出更為精彩的篇章。

01

北京證券交易所開市,

注冊制改革進入深水區

展開全文

2021年9月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上視頻致辭時表示,將繼續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發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北交所”),打造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主陣地。11月15日,北交所在北京金融街正式開市。北交所首批81家上市公司集體亮相,體現了鮮明的創新型中小企業特征。與滬深交易所不同,北交所堅持“層層遞進”的市場邏輯,上市公司來源于新三板創新層。超80%的公司來自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高技術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17家為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

至此,我國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初具雛形,包括主板、創業板、科創板和新三板,多層次資本市場是支持我國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面。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足以提高新三板的關注度,提升新三板的表現。

對于北交所的定位,按照監管層的說法就是,堅守一個“定位”,處理好“兩個關系”,實現“三個目標”。

堅守“一個定位”。北京證券交易所將堅持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的市場定位, 尊重創新型中小企業發展規律和成長階段,提升制度包容性和精準性。

處理好“兩個關系”。一是北京證券交易所與滬深交易所、區域性股權市場堅持錯位發展與互聯互通,發揮好轉板上市功能。二是北京證券交易所將與新三板現有創新層、基礎層保持統籌協調與制度聯動,維護市場結構平衡。

實現“三個目標”。一是構建一套契合創新型中小企業特點的涵蓋發行上市、交易、退市、持續監管、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等的基礎制度,補足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普惠金融的短板。二是暢通北京證券交易所在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紐帶作用,形成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成長路徑。三是培育一批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形成創新創業熱情高漲、合格投資者踴躍參與、中介機構歸位盡責的良性市場生態。

截至2021年12月14日,北交所總計成交額為478.97億元人民幣,在82家北交所上市公司中,除3家因申請轉板處于停牌階段以外,余下79家公司中,14家上漲,65家下跌,日均振幅由開市首日的25.51%降至5.28%。經過買賣雙方充分博弈后,投資者已趨于理性,總體交易熱度保持合理水平。

北交所的開業,我們認為有三個層面的意義。

為新三板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新三板自設立以來,經歷過一陣的爆炒之后,逐漸冷清。隨著交易量的縮水,新三板失去了融資的意義,很多掛牌公司從新三板這個資本市場上籌不到任何資本,反而卻要付出不菲的成本。

為注冊制改革進入深水區提供了一個路徑。雖然說現在科創板、創業板已實現制度改革和局部注冊制,但是考慮到目前排隊上市的企業依然很多,制度上我們并沒有提供一個比較好的路徑以解決當前IPO的“堰塞湖”問題。大量創新企業的融資需求被壓制在了一級市場。北交所的制度改革,相當于在制度上加大加寬了上市通道,有利于解決IPO的“堰塞湖”問題,推動注冊制改革走向了深水區域。

完善了我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我國擁有大量專特精新中小企業,雖然它們具有一定的經濟效益和價值,但是它們實際上是與資本市場絕緣的。這些企業,通過一級市場的資金扶持,顯然力度是不夠的。北交所的設立,在公開的資本市場上又建了一個細分領域,在這個領域里面, 一些中小企業進入了資本市場的視野,資本也能夠有序進入這些企業。

北京證券交易所開市,意味著注冊制改革進入深水區,全面注冊制即將到來。12 月10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到, 要全面實行股票發行注冊制。經過了科創板、創業板及北京證券交易所的試點運行后,注冊制改革終將“全面上路”。

(作者王增武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財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02

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出爐,

系統重要性銀行監管進一步完善

2021年10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正式發布《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監管規定(試行)》(以下簡稱《規定》)和首批19家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D-SIBs)名單,標志著我國系統重要性銀行監管框架基本確立和落地,有助于促進與國際金融監管接軌,增強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性。

首批1 9 家D - S I Bs的確定標準,是2020年12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發布的《系統重要性銀行評估辦法》(以下簡稱《評估辦法》),該辦法于2021 年1月1日起執行,是我國系統重要性銀行監管框架的基礎性制度。從評估的指標來看,此次19家銀行在基于規模、關聯度、可替代性和復雜性四個維度的綜合評價中排名靠前。此次19家銀行,與國內按2020 年末“資產規模”排序的前20家銀行吻合度極高,全部在這20家銀行名單內,同時也均在20家“核心一級資本凈額”最大的銀行名單內,可見“規模”是決定銀行是否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首要標準。

19家銀行按系統重要性得分從低到高分為五組:第一組8家,包括平安銀行、中國光大銀行、華夏銀行、廣發銀行、寧波銀行、上海銀行、江蘇銀行和北京銀行;第二組4家,包括浦發銀行、中信銀行、中國民生銀行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第三組3家,包括交通銀行、招商銀行和興業銀行;第四組4家,包括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第五組暫無銀行進入。后續是否有銀行進入第五組,將視銀行具體發展情況、國內監管導向和國際監管形勢而定。

入選D-SIBs,既是對銀行的高度認可,又給其帶來了不小的壓力,需要銀行滿足更高監管要求。在附加資本要求上,按照《規定》,此次入選的19家銀行,根據所屬組別,由低到高分別要滿足0.25%、0.5%、0.75%和1%的附加資本要求,以及0.125%、0.25%、0.375%和0.5%的附加杠桿率要求。由于D-SIBs中第五組空缺,因此都不必執行最為嚴格的“1.5%附加資本+0.75%附加杠桿率”監管要求。附加資本要求都須由核心一級資本滿足,因此D-SIBs首當其沖要補充核心一級資本。當然,銀行是否需要補充資本或補充資本的緊迫程度,取決于各銀行在長期經營中,通過內源積累和外部融資等實現的資本充足水平,也即資本“安全墊”是否足夠厚實。

從資本情況看,目前19家銀行均滿足附加資本要求和附加杠桿率要求,且具有一定的“安全墊”水平,短期內無資本短缺之虞。但在滿足實際經營需要的前提下,從更為嚴格和審慎的評價角度,個別銀行可能仍有資本補充壓力。除滿足附加資本監管要求外,系統重要性銀行還要做好滿足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監管要求的準備。TLAC比率包含風險加權比率和杠桿比率,工農中建四大行的風險加權比率應于2025年初達到16%、2028年初達到18%,杠桿比率應于2025年初達到6%、2028年初達到6.75%。雖然其他D-SIBs銀行暫無這種壓力,但也需要更加重視資本補充,提前做好TLAC實施的應對準備。

整體看,入選系統重要性銀行,短期增加了單家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考核壓力, 長期則提高了銀行業整體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同時對杠桿率等方面的附加監管,也將影響銀行的信用擴張意愿,銀行業風險水平將隨之下降,整體經營質量有望提升,有利于提升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但也要看到,由于大型銀行目前核心一級資本相對充足,資本補充壓力更多來自TLAC工具,部分其他銀行則面臨較大的核心資本補充壓力,因此要更加關注資本充足率較低銀行的經營情況。

為此,商業銀行應更加注重資本管理,保證和有序提升資本安全性水平。從穩健發展的角度看,商業銀行提升資本水平還應主要依靠自身“造血”和內部發力。同時,要將防范風險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進一步平衡好資產增速與結構優化的關系,不斷提升風險緩釋能力,為業務拓展提供保障,實現資本充足與經營發展雙提升、兩促進。

(作者黃鴻星系中國民生銀行研究員)

03

央行兩次降準助力穩發展

當前,在世紀疫情沖擊下,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和不確定。我國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繼續做好“六穩”“六保”工作,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2021年,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中國人民銀行兩次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促進綜合融資成本下降。

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國內疫情仍在蔓延,處于產業鏈、供應鏈上的小微企業受到沖擊嚴重,市場微觀主體不穩固;融資難題雖然有所緩解,但金融覆蓋的廣度和深度還有待提升。房地產市場需求低迷,出現震蕩;房地產企業違約事件頻發,部分企業現金流風險加大。受上年同期基數抬升影響,以及疫情汛情的沖擊,2021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9.8%,較上半年有所回落;分季度看, GDP增速分別為18.3%、7.9%和4.9%,增速跌破5%;前三季度,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0.6%,低于3%左右的預期目標。

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需要盡快對經濟“穩增長”采取措施。2021年12月8日至10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2022 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要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的支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協調聯動,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觀調控政策要有機結合。

兩次降準均是全面降準。2021年,中國人民銀行貫徹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穩字當頭,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精準、合理適度,兩次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增強信貸總量增長的穩定性,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

與2020年三次定向降準不同,2021年兩次降準均是全面降準。7月15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不含已執行5%存款準備金率的金融機構);下調后,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為8.9%。12月15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不含已執行5%存款準備金率的金融機構);下調后,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為8.4%。

不下調部分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的主要原因是,5%的存款準備金率是目前金融機構中最低的,保持在這一低水平有利于金融機構兼顧支持實體經濟和自身穩健經營。除已執行5%存款準備金率的部分縣域法人金融機構外,對其他金融機構普遍下調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

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靈活適度。2020 年以來,在應對疫情中,人民銀行堅持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不搞大水漫灌;把握好穩健貨幣政策的力度和節奏,綜合研判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邊際變化以及主要經濟體可能的貨幣政策調整,主動做出前瞻性安排,努力服務實體經濟,有效防控金融風險,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了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兩次降準是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后的常規操作,釋放的資金將被金融機構用于歸還到期的中期借貸便利和補充長期資金,更好滿足市場主體需求,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仍將保持基本穩定。尤其是第二次降準,更多是通過釋放寬松信號提振市場信心,護住小微企業基本盤,避免2022年初信貸增長乏力、經濟增長脫離合理區間。

兩次降準共計釋放長期資金約2.2萬億元,旨在助力經濟發展,扎實做好“六穩”“六保”工作。一是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通過降準加強跨周期調節,增加金融機構長期穩定資金來源,優化負債結構,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更好地緩解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二是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兩次降準將每年降低金融機構資金成本約280億元,通過金融機構傳導可促進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緩解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融資貴問題。

(作者系鄭州銀行武安華博士)

04

碳減排支持工具推出,

綠色金融全面發力

2021年11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創設推出碳減排支持工具這一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以穩步有序、精準直達方式,支持清潔能源、節能環保、碳減排技術等重點領域的發展,并撬動更多社會資金促進碳減排。碳減排支持工具發放對象暫定為全國性金融機構,人民銀行通過“先貸后借”的直達機制,對金融機構向碳減排重點領域內相關企業發放的符合條件的碳減排貸款,按貸款本金的60%提供資金支持,利率為1.75%。

碳減排支持工具的推出是對黨中央、國務院關于碳達峰、碳中和重要決策部署和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實施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專項政策,設立碳減排支持工具”的貫徹,將發揮政策示范效應,引導金融機構和企業充分認識綠色轉型的重要意義,助力實現碳達峰、碳中和。

碳減排支持工具更主要的意義在中長期,對于碳達峰、碳中和對應的投資規模來說,金融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環節。2021 年11月1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設立碳減排金融支持工具的基礎上,再設立2000億元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形成政策規模,推動綠色低碳發展。

近年來,綠色金融發展迅速,參與各方在政策搭建、產品創新和地方試點等領域全面發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綠色金融政策框架逐步完善。監管部門通過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建立了系統性綠色金融政策框架。原銀監會于2012 年和2013年分別發布了《綠色信貸指引》和《綠色信貸統計制度》。2016年,人民銀行等七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2019年,中央各部門出臺了近20項綠色金融相關政策和規定。2020年,證監會修訂《證券公司分類監管規定》,鼓勵證券公司參與綠色低碳轉型。2021年4月,人民銀行、發展改革委、證監會印發《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2021年版)》,使我國綠色債券更加聚焦綠色低碳發展戰略。2021年8月,人民銀行發布國內首批綠色金融標準,為金融機構規范開展環境信息披露工作、為企業開展環境權益融資活動提供了指引。

綠色金融市場和產品創新成效顯著。銀行從戰略規劃、產品創新和風險分析等多個方面穩健發展,加強頂層設計,設立專營機構,積極創新產品,開展環境與氣候壓力測試等。據人民銀行統計,截至2021年6月末,我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達13.92萬億元,我國綠色信貸規模位居全球第一。資本市場積極引導市場主體增強綠色發展意識,大力支持綠色低碳產業發展。中國金融新聞網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6月末,我國含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主題概念類基金和使用ESG投資策略構成投資組合的基金約270多只,存續規模約3000億元。此外,綠色投資和責任投資理念逐漸成為共識,綠色基金、綠色保險、綠色信托等新金融產品及業態不斷涌現,環境風險壓力測試方法和工具開始得到推廣。

綠色金融地方試點取得可復制經驗。自2017年6月設立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以來,我國已設立六省九地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為全國綠色金融發展積累了豐富的實踐創新經驗。《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2021)》顯示,截至2020年末, 六省九地試驗區綠色貸款余額達2368.3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的15.1%;綠色債券余額為1350億元,同比增長66%。

未來,碳中和帶來的巨大綠色低碳投資需求將成為金融業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在供需共同發力的背景下,綠色金融市場將持續快速擴容。從需求側看,實現碳中和意味著政府將出臺一系列力度更大、覆蓋范圍更廣的低碳項目扶持政策,完善相關激勵機制,如全國碳交易市場的啟動和擴容、財政對綠色低碳活動的補貼和減稅政策等。這將顯著提高綠色低碳項目回報率和收益的可預期性,提升綠色投資積極性,帶來大量綠色金融服務需求。從供給側看,預期中的綠色金融政策,如央行的碳減排支持工具、綠色銀行考核機制、環境信息披露要求等,都將提升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業務回報,從而激勵這些機構提供更多的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

(高康)

05

嚴厲打擊虛擬貨幣交易炒作

2021年9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等十部門發布《關于進一步防范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明確虛擬貨幣不具有與法定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屬于非法金融活動,金融機構和非銀行支付機構不得為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提供服務,境外虛擬貨幣交易所通過互聯網向我國境內居民提供服務同樣屬于非法金融活動,參與虛擬貨幣投資交易活動存在法律風險。

《通知》的發布給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交易炒作活動澆了一盆冷水,將進一步防范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并為有效打擊虛擬貨幣滋生的賭博、非法集資、詐騙、傳銷、洗錢等違法犯罪活動提供指導。實際上,自2020年5月12日比特幣減半,至《通知》發布當日,比特幣漲幅高達373%;在此期間比特幣經歷了多次暴漲暴跌,大量高杠桿用戶爆倉,血本無歸,誘發社會不穩定因素。此外,虛擬貨幣因其匿名性等特點,被暗網交易、線上賭博、傳銷盤、資金盤等上游違法犯罪活動用于洗錢,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通過虛擬貨幣進行洗錢更為隱蔽,加大了反洗錢的難度,給國家金融安全、社會穩定帶來嚴重挑戰。2021年3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聯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懲治洗錢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利用虛擬貨幣進行洗錢犯罪活動的典型案例。

《通知》與此前虛擬貨幣相關監管政策一脈相承,持續對虛擬貨幣保持高壓監管態勢。2013年12月5日,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門發布《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明確了比特幣的非貨幣本質,加強比特幣監管,提示比特幣投資風險。2017年9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門發布《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明確了代幣發行融資活動是一種非法公開融資行為的本質,加強代幣融資交易平臺監管,提示代幣發行融資與交易的風險隱患。本次在上述政策基礎上,監管力度更強、監管內容更廣、監管手段更豐富。

在監管力度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為司法機關首次加入發布單位名單,并成為部門協同聯動機制成員單位。由此表明,國家將從行政執法與司法協同的角度,強化對虛擬貨幣相關非法活動的監管打擊力度。

在監管內容方面,《通知》首次指出境外虛擬貨幣交易所通過互聯網向我國境內居民提供服務同樣屬于非法金融活動。2017年9月4日《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發布后,國內虛擬貨幣交易所紛紛出海,通過在海外架設服務器的方式為我國境內用戶開展業務,以規避監管。本次《通知》從政策上堵上了虛擬貨幣交易所為我國境內居民提供非法交易場所的大門。此外,《通知》繼續強調虛擬貨幣的非貨幣本質,不具有與法定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并首次將泰達幣等所謂穩定幣與比特幣、以太幣一并列出予以強調。2020年6月,廣東省公安廳破獲全國首例利用泰達幣“洗錢”案件,涉案人員利用泰達幣為境外120個賭博網站以及70家投資詐騙平臺提供資金結算服務,涉案金額達1.2億元。

可以預見,隨著《通知》的發布及監管部門持續高壓監管態勢,國內虛擬貨幣交易炒作活動將加速消退,虛擬貨幣滋生的賭博、非法集資、詐騙、傳銷、洗錢等違法犯罪活動將得到有效遏制。為保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全力維護經濟金融秩序和社會穩定,虛擬貨幣監管將開啟新的篇章。

(作者王彥博系龍盈智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數據科學家)

06

國民養老保險公司獲批,

助力中國個人養老金融發展

2021年9月2日,中國銀保監會批復同意籌建國民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民養老保險公司”)。公司注冊資本為111.5億元。公司股東包括10家銀行理財子公司、2家證券公司、1家保險公司、3家政府投資平臺和1家投資機構,共計17家機構。其中,銀行理財子公司成為主體,合計持股比例接近七成。10家銀行理財子公司分別是工銀理財、農銀理財、中銀理財、建信理財、交銀理財、中郵理財、信銀理財、招銀理財、興銀理財和華夏理財。

即將成立的國民養老保險公司,是我國第三支柱養老金即個人養老金發展的重要載體,是我國養老金體系發展改革的重要標志,是我國養老金融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有利于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

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00年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7.1%)。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臨近深度老齡化社會(13.5%)。目前,我國正處于人口結構加速老齡化階段。距離65歲以上人口占比達到14%的深度老齡化社會,只有一步之遙。發展個人養老金,是應對未富先老、養老安全的重要經濟對策。

有利于完善養老金體系建設

目前,我國已經建立起了三支柱養老金體系:第一支柱為基本養老金;第二支柱為補充養老金,包括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第三支柱為個人養老金,以2018年開始試點的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為代表。目前,第一支柱養老金資產約為9萬億元,第二支柱養老金資產約為3萬億元,第三支柱剛剛起步。以國民養老保險公司為代表的個人養老金發展,有利于完善我國三支柱養老金體系,避免養老金結構失衡,實現我國養老金體系可持續發展。

有利于改變失衡的金融結構

目前,我國以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為三支柱的金融結構失衡,銀行業在金融資產中的占比在80%以上,處于一枝獨秀的主導地位。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間接融資模式,不但與經濟結構的調整轉型不適應,而且導致我國金融資產風險向商業銀行集中,向債務融資集中,導致宏觀杠桿率過快上升形成的金融風險集中于商業銀行。

2019年底,在我國160多萬億元的銀行存款中,82萬億元為住戶存款,三分之二為一年期以內的存款;20多萬億元的銀行理財產品,四分之三為一年期以內產品。以短期儲蓄和銀行理財為代表的金融產品,并不具備真正的養老特征,養老保障屬性較弱。

通過個人養老金發展,將一年期以內的居民儲蓄逐步轉變為個人養老金積累,實現養老金改革與金融改革互動,有利于推動養老金融發展,改變失衡的金融結構,分散和降低金融體系風險,推動直接融資方式發展。

有利于通過長期資金發展資本市場

個人養老金資產的日積月累,個人養老金開展長期投資,有利于資本市場的發展。一是個人養老金投資債券市場,有利于降低社會資金成本,降低長期國債的收益率水平。二是個人養老金資產投資股票市場,有利于改變資本市場的資金結構、改變投資者結構以及穩定資本市場。同時,短期儲蓄和短期理財轉變為個人養老金的組合投資和長期投資,可以獲得較好的投資收益,實現養老金收益增長。

有利于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

從國際經驗來看,個人養老金投資是風險資本和股權投資的重要來源。個人養老金投資于風險資本市場,風險資本投資于創新企業和科技企業,有利于推動創新發展、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

2021年12月1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關于推動個人養老金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實現養老保險制度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可以預見,通過養老金改革發展、金融改革發展、財稅政策發展的互動,推動我國養老金融發展,將是我國金融行業未來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

(作者劉云龍系北京工商大學兼職教授)

07

六部門發文金融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2021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財政部、銀保監會和證監會發布《關于金融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已逐步成為保障農民穩定增收、農產品有效供給、農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做好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金融服務,不斷提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金融服務的可得性、覆蓋面和便利度,對于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助力鄉村全面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適應城鎮化帶來的農民就業結構和就業流向改變、農業生產模式轉變基礎上出現的農業經營組織。雖然前期在用地、融資、保險、財稅、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政策支持推動了其發展壯大,但受限于農業經濟的周期性風險、合格的抵押物缺乏、信用信息共享機制和有效的信用機制缺乏,這一領域的金融服務效果欠佳。

本次《意見》的發布重點從以下四個方面解決了金融支持不足的問題。

做好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解決銀企信息問題。包括充分利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信息直報系統、建立健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名單發布制度、家庭農場名錄制度,建立共享信息數據庫和融資綜合服務平臺,為金融機構依法合規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基本保障。

多渠道拓寬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抵押質押物范圍,解決金融服務的關鍵痛點。包括推廣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支持農機具和大棚設施等合規抵押質押融資、開展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農墾國有農用地使用權等抵押貸款業務、開展農民宅基地使用權抵押貸款業務等多渠道業務。

拓寬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多元化融資渠道和風險分散渠道。包括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發放差異性信用貸款、鼓勵優化“保險+信貸”模式;支持符合條件的涉農企業在主板、中小板、創業板、科創板及新三板等上市和掛牌融資,推動其在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交易所債券市場融資。探索構建涵蓋財政補貼基本險、商業險和附加險等的農業保險產品體系、發揮“保險+期貨”、再保險和大災風險分散機制的作用,分散信貸風險。

強化金融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政策激勵。一方面,鼓勵大中小銀行發揮各自優勢落實好相關準備金優惠政策,鼓勵其在發放三農專項金融債券、提高不良貸款容忍度、降低經濟資本風險權重等政策方面加大傾斜力度,鼓勵其擴大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信貸投放。同時,支持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和銀行業金融機構在風險共擔前提下,共同創設“見擔即貸”“見貸即擔”等產品模式,做到應擔盡擔。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建立健全風險補償機制,通過市場化方式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信貸風險分擔,筑牢金融風險防火墻。

上述政策著重解決了金融支持的信息問題、成本問題、抵押物問題等核心要點。未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金融支持效果還應解決好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在將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工作納入分支機構和領導班子績效考核和金融機構服務鄉村振興考核評估的同時,處理好政策補償和利益激勵機制的關系,最大限度地調動金融機構的主觀能動性。二是充分發揮大數據、區塊鏈、物聯網等金融科技與農村金融的融合作用,通過數字化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精準服務能力,提升金融供給水平;同時,創新訂單、倉單、存貨、應收賬款融資等供應鏈金融產品,探索開展“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連鎖超市”等產業鏈延伸模式。以科技降風險,以創新促發展,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有力、有效的金融支持。

(作者郭利華系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08

人民幣匯率在雙向波動中顯著升值

人民幣匯率在雙向波動中顯著升值,成為2021年五大國際貨幣中的最強貨幣。進入2021年以來,美元匯率持續走強,衡量美元對一籃子貨幣匯率的常用指標——美元指數(USDX)漲幅超過了7%(截至2021年12月17日),同期日元、歐元對美元匯率貶值均超過8%,英鎊貶值幅度較小,也超過了3%,而同為特別提款權(SDR)籃子貨幣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反而升值了2%。

美元匯率強,人民幣匯率更強,自有其內在的邏輯和道理。

我國良好的經濟基本面對人民幣匯率構成支撐。匯率是一國貨幣對另一國貨幣的相對價格,匯率的變化也必然反映兩個相關國家之間經濟基本面的相對變化。新冠肺炎疫情并沒有如2020年底、2021年初預測的那樣于2021年中在全球基本結束,新的變種不斷出現,制約著各國經濟的恢復。憑借體制優勢,我國繼續成為全球疫情防控中做得最好的大國,我國經濟總體上呈現平穩持續恢復態勢。盡管進入下半年后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但是全年增速有望不低于8%,遠超過年初政府預定的6%增長目標,也基本符合年初各大機構的預測,在大國經濟體中繼續領跑。反觀美國經濟,盡管2021年明顯好于2020年,也在加快恢復,但是目前看全年增速可能僅略高于5%,遠不及年初各大機構給出的6%以上甚至高達8%的預期增速。

我國出口高速增長以及較高的貿易順差,使得我國外匯市場的外匯供給更加充足。市場的基本規律是供求決定價格。人民幣匯率升值是我國外匯市場外匯供求變化的結果。按美元計價,2021年以來,我國各月貨物出口同比增速基本上維持在20%以上,1~11月累計同比增長31.1%,實現貿易順差5817.15億美元,已經超過2020年全年的5239.9億美元,同比增長29.8%。高出口增速和高額貿易順差,使得我國外匯市場的外匯供給相對大于需求。這可以從央行外匯占款的變化上觀察。2020年我國央行外匯占款凈減少1009.16億元,2021年1~11月則是凈增加1301.3億元,這一減一增反映的是央行在外匯市場上由凈賣出外匯轉變為凈買入外匯,說明外匯市場上的外匯供給大于需求,需要央行入市買入,以助市場出清。外匯市場上外匯供給大于需求,人民幣匯率必然升值。

必須注意的是,人民幣匯率仍然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盡管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性作用提升至決定性作用,但是我國至今實行的仍然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8·11”匯改以來,從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與走勢看,盡管市場在匯率決定中的作用逐步提升,但是人民幣匯率仍然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仍然是可控的,能夠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人民幣匯率適度升值有利于提升中國經濟的國際地位和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我國經濟已經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主要依靠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匯率的適度升值配合其他手段,有利于促進企業增加科技投入和提高創新實力,進而實現全社會的經濟轉型升級。近年來的一些定量研究也支持上述判斷和結論。

展望2022年,人民幣匯率有望在基本穩定中繼續維持強勢。從國際外匯市場的角度看,美元指數走強對人民幣匯率的壓力將會減小。得益于美國經濟在發達國家中更早更快恢復以及美聯儲更早回歸貨幣政策正常化,2021年以來美元指數已經有了可觀的漲幅,綜合分析美元指數的歷史表現,未來一年美元指數進一步上漲的空間極為有限。結合基本面及技術分析,2022年美元指數大概率呈現先強后弱的走勢,相對2021年,其重心不是抬升而是下降。從國內來看,我國有能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實現有質量的中高速發展。綜合來看,人民幣匯率有能力也有望繼續保持相對強勢,預計2022年人民幣匯率的重心將在2021年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

(作者趙慶明系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副院長 )

09

全國首例證券集體訴訟案——康美藥業案落槌執行

廣受社會關注的全國首例證券虛假陳述特別代表人訴訟——康美藥業案,2021年11月12日由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案涉康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馬興田等22名被告總計承擔約24.59億元的民事賠償責任。這是我國《證券法》(2019年修訂)第九十五條實施以來的首次司法實踐。本案是中國股市有史以來最大的財務造假案、最大金額的投資者索賠案、原告人數最多案、第一例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以及從高管到獨立董事到會計師事務所懲罰波及面最廣的案件,創造了股票虛假陳述單案賠償額最高紀錄,堪稱我國資本市場法治化建設的里程碑。2021年12月21日,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官方公眾號宣布,其首單特別代表人訴訟開始執行,50327名投資者將以現金、債轉股、信托收益等方式獲取賠償。至此,“康美藥業案”終于落槌執行。

財務數據造假一直是資本市場的“毒瘤”,像康美藥業這樣通過虛增營業收入、虛增貨幣資金、虛增固定資產等方式有預謀、有組織并且長期實施財務欺詐的上市公司不在少數。根據原《證券法》的規定,證監會頂格60萬元的行政處罰權,與造假者動輒百億元的造假金額相比,可謂是杯水車薪,一直飽受市場詬病。此次新《證券法》建構的中國特色證券集體訴訟制度,為資本市場敲響了警鐘,顯示了資本市場法治化的權威與決心。

從法律、法理的層面來看,本案涉及到的法律細節值得關注和反思:其一,關于虛假揭露日的確定問題。在本案中,廣州中院以自媒體質疑康美藥業財務造假的2018年10月16日為案涉虛假陳述行為的揭露日。其創新之處在于,將非官方性微信公眾號所發布文章之日作為揭露日,當屬全國首案,是對揭露日特征“全國性媒體”概念的突破。其二,關于獨立董事的法律責任問題。本案在這方面突破較大。其三,關于會計師事務所等相關中介機構的責任承擔,本案判處正中珠江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判處楊文蔚、張靜璃、蘇創升等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均于法有據。此外,還有更為專業的損失測算和風險排除、破產程序中投資者保護等問題,限于篇幅,不再展開分析評論。

綜上,“康美藥業案”判決中,康美藥業除被判處巨額民事賠償外,司法機關還同步追究了原董事、大股東、參與造假的高管及員工的刑事責任。長期以來,“以罰代刑”成為行政執法領域的痛點之一,造假者違法成本低廉,而散戶投資者又面臨著法律知識匱乏、舉證難、訴訟成本高、訴訟周期長等維權困境。新《證券法》構建了民事、行政、刑事立體化的責任追究體系,對于強化投資者權益保護起到了強大的震懾作用。本案中,獨立董事被判承擔連帶責任并承擔上億元的賠償,符合中共中央在《關于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見》中加強資本市場管理的精神。盡管行業沉疴不能一夕根除,但本案極有可能打破獨董是“花瓶”的魔咒,有助于推動我國獨董制度的發展完善。

“康美藥業案”落槌執行意味著,無論是公司內部的董事、股東、高管,還是外部作為證券市場“看門人”的中介服務機構,從此都被戴上了“緊箍咒”,任意揮霍投資者血汗錢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市場各方都必須增強對市場的敬畏之心。無論是“視而不見”還是“為虎作倀”,職業操守缺失,都將受到嚴厲懲處,不能再全身而退。

新《證券法》建立的中國特色證券集體訴訟制度是我國民事訴訟制度的重要創新,更是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的重要成果。作為投資者保護機構的投服中心依法接受投資者委托作為代表人參加訴訟,投資者采取“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模式,體現了政府監管部門通過司法手段為投資者爭取最大權益,對重大影響惡劣案件進行兜底保護的決心。可以預期,中國特色證券集體訴訟制度已經啟程,此后相關工作將會常態化開展,它將成為保障資本市場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武器,幫助市場投資者作出更加理性和合理的判斷。民事、行政、刑事懲戒相互支持、銜接的立體責任追究體系,也將助力重塑更加規范、透明、開放的資本市場生態。

(作者肖君擁系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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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債務問題引起廣泛關注

2021年12月3日,中國恒大集團發布公告稱無力履行一項金額為2.6億美元的擔保義務,并成立風險化解委員會。廣東省人民政府于同日發布公告稱,應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請求,同意向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派出工作組,督促推進企業風險處置工作,督促切實加強內控管理,維護正常經營。這意味著2021年引起了國內外廣泛關注的恒大集團債務違約傳聞已經坐實,此前尋求政府支持的傳言確有其事。同日,已經多次為恒大發言的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保監會分別發表聲明,認為這是市場經濟的正常現象,其性質只是企業自身經營不善造成的個案。

作為中國房地產頭部企業之一,恒大一直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企業。2021年特別是下半年以來,恒大債務問題一直是國內外財經新聞的熱點,也引發央行、監管部門以及各級政府的密切關注。近兩萬億元的巨額債務以及即將到來的償還期和打折銷售并沒有換來預期的現金流,讓境外評級機構在2021年7月中旬將擁有大量利率較高的未償外債的恒大集團的評級從B+調到B-,而外方媒體甚至將之渲染為“中國的雷曼時刻”。2021年8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相關部門負責同志約談恒大集團高管,要求積極化解債務風險,維護房地產市場和金融穩定。

應當承認,恒大集團處理這場危機的態度不可謂不積極,實控人出售股票、企業出售包括盛京銀行股權以及其他各種資產以獲得流動性,立下軍令狀確保交房。但是,與所有面臨巨額流動性危機的企業一樣,即使是打折出售優質資產的努力也沒有成功,資產縮水的速度總是遠遠快于償還債務的速度和業務增長的速度,難以避免債主爭相要債的命運。中國恒大的港股從2021年1月20日的最高點17.29港元下降到12月28日最低點1.42港元,跌了91.8%,如果以2021年1月4日的收盤價來比較,則跌了89.8%,令人唏噓。

恒大危機給政府、企業家、房地產同行以及金融機構帶來了諸多啟示。本刊也在2021年第11期組織了一組文章進行討論。雖然角度各異,但過高的負債率、過度的多元化、公司治理的失效以及實控人的因素都是重要的內部原因。恒大危機提醒我們,“大”并不等于“強”,沒有“強”,則無法做到“恒大”,要實現“恒大”要有“大”局、懂“大”勢,順勢而為。它也提醒我們轉型之難,掙慣了大錢快錢的機構再去掙小錢慢錢就會很不適應,習慣了做大公司業務的銀行轉型去做小微、做零售就會感覺非常痛苦,如果定力不夠,轉型之路往往會走走停停。國家也是如此,房地產能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地方財政收入的大幅增加,雖然其對制造業的擠出效應和增加金融風險的副作用讓人擔憂,但現實的短期誘惑總讓人難以痛下決心,政策可能會發生搖擺、執行起來可能堅決果斷。2017年初開始,決策層下定決心,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理念,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手段來轉變房地產依賴型的增長方式,從而改變了人們對房地產的預期。正是由于這五年來對房地產政策的堅持,才確保了金融體系沒有發生系統性風險和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過程雖然痛苦,但轉型的效果已經顯現。

雖然恒大的風險只是一個企業的個案,但關于系統重要性企業的反思需要監管層多加關注。任何企業,只要具備了系統重要性,都存在“大而不倒”的可能,當此類機構出了問題,政府不得不為避免更大的風險而采取相應的救助行動。這種系統重要性不僅表現在金融領域,而且也表現在社會民生領域。從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角度來看,恒大這類房地產企業從開發到銷售等多個環節都有金融的廣泛參與,不管是通過銀行信貸、發行債券或各項信托計劃,還是通過各種理財或財富管理安排等,監管部門都需要有全面的把握。從社會民生領域來看,系統重要性指的是對就業、上下游企業及最終消費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影響。當然,這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可以借鑒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管理辦法,考慮出臺系統重要性企業的認定規則和辦法,并授權相應的機構專司監管之職。如果真能這樣,那么就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恒大這類事件的再次發生。當然,我們也期待,恒大能挺過難關,重新出發。

(作者歐明剛系《銀行家》雜志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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