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福州西河智慧體育公園工作人員在介紹智慧體育綜合管控平臺。該平臺可對公園內的人流、安全、環境以及公園周邊“15分鐘健身圈”運動場地的門禁、燈光等設備實現智能化管理。圖/新華社

　　新京報訊 （記者柯銳）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提高市域社會治理能力”。隨著智慧城市建設程度的加深，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等多個超大、特大城市的數字政務辦理實現了從“一網通辦”，到“一網統管”，再到“一網通享”“一鍵回應”。數字時代的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相比于傳統時代的治理有何區別，我們需要注意什么？

　　近日，新京報新京智庫舉辦了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研討會，來自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學者就此進行了探討。與會學者表示，數字技術應用為超大城市治理帶來了積極作用，數據時代的治理和傳統治理相比出現了明顯變化。

　　大數據治理要注重細節

　　在上海市MPA教指委秘書長、復旦大學MPA教育中心主任，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顧麗梅看來，從一網通辦到一網統管體現了上海城市的治理特點。“一網統管”講的是提供一個平臺，把數據整合在一起。

　　顧麗梅表示，上海先是推行一網通辦，2019年后推行一網統管，把各個職能部門，以及12345熱線職能，都整合在這個網上，實現了動態化管理。

　　顧麗梅介紹，有些城市曾經發生過電子廣告牌墜落砸傷甚至導致路人死亡的事件，在傳統的城市治理中，只能定期去查訪，防范事故的發生，可是無法杜絕。現在依賴于管理技術的發展，每個玻璃幕墻和電子廣告牌都安裝了物聯感知系統。這樣，通過物聯感知系統就知道廣告牌有沒有問題，玻璃幕墻會不會掉下來。確實做到了早預警，早研判，早防范，早處置。

　　“數字技術應用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確確實實是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顧麗梅說。

　　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陶然看來，大數據治理不能僅僅是解決表面問題，而要注重細節，并著重解決存在問題的根源。

　　以群租現象的案例，陶然認為城市基礎設施供給嚴重不足，房價房租炒高，導致許多人陷入沒有尊嚴的生活，這是傳統治理方式無法有效解決的問題。大數據治理不能僅僅是讓大數據發現問題并解散群租，而應該探究問題產生的原因，解決根本問題。

　　同時，在政府管理和服務智能化程度上，陶然認為，政府內部信息現在看起來自動化了，減輕了人力負擔，但是最終落實是依靠基層人員來執行，這意味著對基層工作人員的監督和管理也要加強。現在很多負責基層工作的網格員，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精準和智能，其實還是要打上問號的。

　　數據治理的過程可溯便于監督

　　廣東省社會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文宏則表示，數據時代的治理和傳統治理相比，出現了幾個變化。一是數據治理是由數據驅動的，很多時候是由于數據的異常或者聚集產生了很多治理的需求。二是數據治理很多時候呈現出治理資源的優化，治理資源根據數據的需求變化而變化，治理實現有的放矢投入。三是數據治理的過程是可溯的，做了什么會留痕，所以監督的過程比較完整。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長聘副教授、城市更新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殷成志認為，數字化治理與傳統治理的主體和客體沒有區別，都是以人民為中心，為市民服務。但是數字化治理的治理途徑有區別，高度依賴于現代科技和裝備。為實現數字化治理，需要先進的移動設備、高速網絡、精細的數據庫和算力等。

　　大數據治理時代，要特別注意哪些途徑是對市民有益的，哪些途徑可能會有隱患。殷成志表示，對于有益的則要放大，對于有隱患的要事先制定措施消除隱患，“像主動治理、未訴先辦，就是識別潛在的隱患。”

　　有些數據治理是形式主義

　　當然，數據治理還是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文宏表示，一些地方的數據治理的目標不是為了成效，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為了給上面看，給公眾看，作秀的功能很強。“比如說故意做大工作量，很多時候為數據做數據，為了形式主義做很多東西。”

　　同時，文宏認為，數據治理有時候會產生大量的數據冗余。“比如，我們去某一個街道做過調研，他們每天需要日常填報更新數據的有122個App，每周上報數據的App是160多個，這樣的工作量對基層造成了很大的困擾和負擔，導致很多基層上報的數據是失真的。基層的數據填報邏輯是你需要什么數據，我就給你填什么數據，這些數據并不是真實的數據或者實際發生的數據。這些數據不僅沒有促進和優化治理，反而干擾和影響了基層治理，數據治理如果呈現出是這樣的情形，還是有問題的。”

　　此外，在文宏看來，數據治理也是冷漠化的。在傳統治理時代，人和人之間交流互動的場域比較多。“那時，大家進到家門或者小區，是一家人的感覺。現在微信上是好友，但是現實中是陌生人的場景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