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開創多個“最大”：首先是規模最大，涵蓋了全球30%的人口、29%的經濟總量以及27%的貿易總量；其次是最具包容性，15個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各異；三是最具發展潛力，域內15國經濟年均增速達到5.2%，超過世界上其他主要自貿區，也高于全球經濟3.3%的平均增速。

引人關注的是，RCEP將中國、日本和韓國三大經濟體首次納入同一自貿框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2020年，中、日、韓分列全球第二、第三和第十大經濟體，三國經濟總量遠超歐元區，與北美自貿區旗鼓相當，已是名副其實的全球經濟中心。在RCEP內部，中日韓三國經濟總量占比超過82%，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長期以來，盡管中日韓三國經貿關系緊密，利益高度融合，但由于歷史恩怨和現實矛盾，中日、韓日政治關系動蕩起伏，使東北亞的政治安全和經濟貿易呈現二元割裂格局，嚴重制約了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RCEP的生效，填補了東北亞的多邊自貿區空白，也為中日韓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機遇。著眼后疫情時代，中日韓三國可抓住機遇，攜手深化RCEP框架下的互利合作。

第一，三國可把握時機，擴大貿易投資便利化。2021年中日韓貿易逆勢增長，中日、中韓雙邊貿易額均有望創歷史新高，凸顯出三國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RCEP生效后，中日韓可充分挖掘其制度紅利，用好關稅減免措施和投資便利化安排，促進商品和要素流通，使之更好地服務本國經濟復蘇增長需要。

第二，三國可順勢而為，推動中日韓合作提質升級。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歷經多年談判，目前仍缺“臨門一腳”，三國可以RCEP生效為契機，加快談判進程，以RCEP為起點打造更高水平的自貿區，以高規格高標準的“小多邊”自貿安排，為RCEP這一“大多邊”框架發揮壓艙石的作用。

第三，三國可攜手合作，推動東亞產業鏈更具韌性和活力。新冠肺炎疫情給地區產業鏈、供應鏈帶來較大沖擊。在RCEP合作中，中日韓需要維護東盟的中心地位，著眼整個地區的長期繁榮和可持續發展，攜手推進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的調整重組，使東亞生產網絡更加契合數字經濟時代的需要。中方已經倡議中日韓共同深化在東盟的第三方投資合作，繼續推動設立中日韓共同投資基金，探討設立中日韓東盟投資合作平臺，這需要得到日韓的積極配合。此外，三國還可積極探討各自對外合作倡議的對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日本的“高質量基礎設施伙伴關系計劃”和韓國的“新南方政策”可在RCEP框架內實現“共商、共建、共享”。

尤為重要的是，三國需更新思維，使RCEP發揮新時期的“以經促政”作用。在東亞合作進程中，日本曾經扮演“領頭雁”角色，以“雁行模式”帶動了東亞經濟的騰飛。隨著中國經濟崛起，日本國內一些人對于有中國參與的RCEP心態復雜，熱衷于炒作所謂RCEP的主導權問題，聲稱要防止中國形成“獨大”地位，鼓噪拉他國“入局”來“牽制中國”。這種將區域經濟合作“政治化”“安全化”的做法，無助于區域經濟的復蘇增長。

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刻演變的今天，中國在區域經濟中的地位影響是積極有益的。在擁有巨大消費市場的中國加入后，RCEP只會給框架內其他國家帶來更大商機。日本《朝日新聞》刊文指出，RCEP生效后，日本出口工業產業的關稅將最終降低91.5%，對華出口商品的零關稅比例將由8%增至86%，輸韓商品零關稅比例將由19%增至92%。日本的汽車零部件和清酒等中高檔消費品有望擴大對華出口，從而對日本國內相關產業形成有力提振。日本政府測算，RCEP將給日本帶來15萬億日元的經濟增量，將日本GDP提高2.7個百分點,同時增加57萬個工作崗位。

RCEP盡管還不是最高水平的區域自貿安排，但體現了包容多元的亞太地區特點。在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思潮甚囂塵上的當下，RCEP所展現的求同存異、合作共贏精神尤為珍貴。國家間需摒棄地區秩序主導權之爭的陳舊思維，攜手為后疫情時代的地區繁榮發展作出貢獻，這是作為地區大國應盡的責任，也是“以經促政”、改善和發展三邊政治關系的抓手。（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