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原中央黨校特級教授王玨，因病于2021年9月3日22時30分在北大國際醫院逝世，享年95歲。

中國領導科學研究會“中國領導力”《大國思享者》專欄曾于2021年3月8日刊發傳記文章《王玨：用中國話語重寫〈資本論〉》。現再次刊發此文，是為紀念。

王玨：用中國話語重寫《資本論》

作者：程冠軍

著名經濟學家、原中央黨校特級教授王玨（1926-2021）

他窮盡畢生精力研究《資本論》，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寫出了90萬字的《資本論解讀本》，作為教材印發中央黨校學員，成為國內最早解讀《資本論》的教材。

改革開放后，他用中國話語重寫《資本論》，出版了《重讀資本論》三卷本，受到了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為國人學習《資本論》這本深奧的著作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中國化讀本。

他是國有企業改革理論的探路者，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率先提出現代企業制度應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模式；國有企業改革要依靠工人階級，培養利益主題；國有企業改革應“抓大放小”等重要理論觀點。

他就是被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長李書磊稱之為“理性的守夜人”的著名經濟學家——王玨。

2016年4月19日上午，一場特殊的頒證儀式在中央黨校舉行。時年90高齡的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央黨校特級教授王玨向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基金會捐款10萬元人民幣。時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何毅亭同志為王玨教授頒發了捐贈證書。在頒證儀式上，滿頭銀發的王玨教授深情地回顧了自己年輕時閱讀《共產黨宣言》等著作、在馬克思主義引導下走上革命道路，并在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奮斗70年的歷程。他表示，本人已90高齡，沒有精力再講課、寫文章，但對黨、對馬克思主義的感恩之心，時刻驅使自己要為馬克思主義研究事業盡力。經過認真思考，決定向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基金會捐款10萬元人民幣。雖然數量不多，但這是從自己的退休工資收入結存中拿出來的，如有可能，將來還要再捐。除此之外，他還向中國扶貧基金會每月捐贈2000元，資助貧困孩子讀書。王玨教授的發言，深深打動了在場的每一位同志。

展開全文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作為當代著名的經濟學家，王玨和他的經濟學理論一再受到中央高層及經濟學界的關注。提起王玨這個名字，人們會很自然地把他與經濟學聯系在一起，大家所熟知的是王玨的經濟學理論和觀點，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卻有著一段非凡的人生經歷。

少年磨難

1926年5月4日，地處遼海之濱的遼寧省遼中縣的一個小村莊里傳來了一陣嬰兒的響亮的啼哭聲，一個叫鄒魁升的農民家里又添了一個男嬰。對于靠租種地主土地為生的鄒家來說，真是喜憂參半；喜的是鄒家又添新丁，憂的是鄒魁升已有兩男、兩女四個孩子，第五個孩子的到來，給本來就十分緊張的生活又增加了一張吃飯的嘴巴。但樸實厚道的鄒魁升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的這個兒子，日后竟然會成為影響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人——他就是今天的王玨教授。

鄒魁升給自己最小的兒子取了一個有分量的名字——鄒紹臣。

童年時代的鄒紹臣記憶最深的事情，一是下田幫父親和哥嫂干農活；二是一到下雨天，家里的房屋就漏雨，他便拿著臉盆幫父親和哥嫂接雨。

鄒魁升雖然識字不多，但他深知讀書對于改變命運的用處，于是，他便把家族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小兒子身上，省吃儉用把鄒紹臣送進私塾讀書。

看到父親讓大哥去二姐家里的雜貨店做店員，讓二哥和兩個嫂子種地，卻讓自己去上學，小紹臣十分理解父親的一片苦心。在私塾里，他學習十分用功，三年之后進小學和高中讀書，后來便考取了遼中縣國民高等學校。當時的遼中縣被日本侵占，因而學校也是偽滿州國開辦的。學校對中國學生實行奴化教育，每天早晨早操前，學生都要集體學念日本“天昭大臣”的昭書。學校里有三個日本教員。其中一個教體育的教員是日本退伍兵，對待學生十分兇惡，經常肆意打罰同學，動則用日本戰刀的刀背砍學生的肩部。有一次在體育課上，這個日本人又用戰刀砍學生，鄒紹臣便領頭發動同學罷課。最后學校追究下來，要定他一個“反滿抗日”的罪名。多虧了一個中國翻譯給講情，才罰他在供奉日本“天昭大臣”昭書的房門前罰站。從早晨上課，直到晚上放學，整整站了8個小時。這個處罰還算是輕的，否則就要被抓到日本去做勞工了。

這件事情在少年鄒紹臣的心目中埋下了屈辱、悲憤和仇恨的種子。

參加革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行經充滿刻骨仇恨的鄒紹臣，此時的心情無比激動，他很快便聯絡了幾名同學組建了遼中縣青年同盟會，并被推舉為干事。青年同盟會很快就發展到100多人。鄒紹臣和會長裴恩凱帶領青年同盟會接管了日本人的一個名為興農合作社的單位，利用日本人留下的油印機自已刻蠟版，辦了一份名為《早輝》的小報。他們先后迎接蘇聯紅軍和八路軍進城，并與部隊的政治部取得聯系，把蘇聯紅軍和八路軍政治部提供的國內外信息刊登在小報上，使《早輝》成為了商戶和市民愛看的進步刊物。這段時間，每天一大早，鄒紹臣就和會員們一起把宣傳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救國精神和蘇聯紅軍援助解放東北內容的小報發到商戶和市民的手里。

8月底，蘇聯紅軍和八路軍退出縣城，黨的地方組織接管了遼中縣城，青年同盟會很快與組織取得了聯系。當時的遼中縣委書記李正亭（解放后任中紀委副書記）送給鄒紹臣兩本書，一本毛主席的《整頓三風》，一本是朱德總司令的《論解放區戰場》。不久，青年同盟會會長裴恩凱被調到遼中縣中蘇友好協會工作，鄒紹臣和一個叫楊彬的同志負責組建遼中縣軍政干部訓練班，楊彬任指導員，鄒紹臣任隊長。鄒紹臣發動遼中國高中學進步學生和社會進步青年150多人參加了訓練班。這期間，由楊彬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預備黨員。一個月之后，縣委開始在培訓班的基礎上組建農村工作團，分四批下派到遼中縣農村開展組建農會和減租減息運動。鄒紹臣和楊彬作為第四批農村工作團到第一區開展工作。一區任務完成后，楊彬到五區工作；鄒紹臣到六區工作，任工委書記（即區委書記）。這時，東北地區被國民黨收編的土匪開始對黨的地方政權瘋狂襲擊。鄒紹臣的入黨介紹人——六區書記楊彬被土匪包圍后殺害，敵人殘忍地用砸刀砸下楊彬的頭顱，掛在街頭示眾。斗爭越來越殘酷，但鄒紹臣并沒有退縮，而是提高了警惕。一天傍晚，群眾舉報發現了一個可疑的人，很像土匪。鄒紹臣摸清情況后先不聲張，然后帶領幾名隊員在凌晨4點直撲土匪住處，他們把門一腳踹開，土匪還在睡夢中就被抓獲了。經審問，此人正是前來刺探情報的，準備天亮回去引敵人來包圍五區。

形勢越來越嚴峻，時過不久，國民黨的新六軍又開始對遼中進行清剿。這時，縣委要求各個區組成武工隊，然后和縣大隊一起向遼陽地區轉移。成立武工隊后，鄒紹臣便和大家一起在遼南地區的遼陽、海城、鞍山等山區打游擊。這時，考慮到家人的安全，他就把名字改為了王玨。他只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王”和“玨”兩個字加在一起有三個“王”，另外，“玨”字的意義非常好，是潔白無暇的玉。

打游擊期間，王玨利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爭取了當地一個姓張的土匪頭子，這個土匪頭在王玨的教育下，為武工隊提供了很多方便。王玨帶領部隊撤退時，這個姓張的土匪頭送給王玨一匹走馬（是一種很穩的戰馬），一把盒子槍，一雙靴子。王玨帶部隊撤至遼陽的蓋縣山區，繼續打游擊，一直打到1946年的5月。這段時間，王玨有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一次是他帶領幾個隊員下山買糧，正在家民家里吃飯，忽然一發炮彈就打在他的面眼。原來是遠處的國民黨的部隊，漫無目標地用日本的“60炮”打了一發炮彈。第二次是王玨帶領武工隊員下山買糧后與縣大隊失散，他帶著大家跑了一整夜才在海城的一個叫山岔子的村莊與縣大隊匯合。這時，一股國民黨部隊也來到這個村，武工隊便在這里與敵人打了一場激烈的遭遇戰。

國民黨軍越來越多，武工隊不斷減員，到了1946年5月，王玨的隊伍只剩下12個人了。根據形式需要，遼南地委決定把他們介紹遼東省委。就這樣，王玨扛著一挺歪把子輕機槍帶領武工隊員，經過半個月的徒步跋涉才找到遼東省委。

結緣經濟學

1946年6月，王玨被遼東省委分配到鄰江縣任第九區區長，兩年后，任縣委宣傳部長。

在任宣傳部長期間，王玨對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解放軍掀起了土改運動，運動由東北開始，王玨負責鄰江縣九區的土改工作。由于土改比較成功，成為了全縣的典型，因而被選送到全縣土改座談會上介紹土改的經驗。在座談會上，王玨第一次見到陳云同志。王玨回憶說，那天，陳云同志穿著一身灰色的軍裝，很瘦，但精神。王玨介紹完經驗后，陳云同志很和氣的問了他土改的一些具體情況。

王玨所在的九區的土改為什么會取得如此成功呢？原來，早在青年同盟會時期，王玨就受到了經濟學啟蒙。當時的青年同盟會的會長裴恩凱是偽滿州國建國大學的學生，與當時地下黨有著密切的聯系。裴送了他兩本書，一本是《共產黨宣言》，一本是《雇用勞動與資本》，讀了這兩本書后，王玨很受啟發，從那時起，他就樹立了一個信念：一定要站在窮人的一邊，為無產階級的解放而戰斗，為勞苦大眾的幸福而耕耘。

土改一開始，王玨就深入到農民家中調查研究，傾聽農民的真實意見，并給農民講清黨的土改政策。然后再綜合分析，最后再實施土改。結果是農民高興、群眾滿意、領導贊揚，被推選為典型。

王玨對陳云早就知道并十分欽佩，這次見面更堅定了他學習經濟學理論的信心。當時，上級發放的學習材料《干部必讀》是由馬恩列斯著作中選出的，共有12本。當宣傳部長期間，王玨把這12本書全部通讀了，因此對馬列主義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和理解。那時，東北最早出版發行了《資本論》，王玨在去省委開會時買了一部，至今還珍藏著。由于沒有輔導，當時他只讀懂了第一卷，二、三卷有些地方還讀不懂。

轉眼間到了1950年6月，經組織上推薦王玨考入中央馬列主義學院（中共中央黨校的前身）學習。在中央馬列主義學院，王玨選學了他喜愛的經濟學。恰好《資本論》的翻譯者郭大力先生正在馬列學院任教，是馬列學院的經濟學教研室主任。在這里見到郭大力，王玨異常興奮，因為他此前讀過《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沒有完全讀懂。現在卻能跟隨郭大力學習，他感到機會難得，同時也興趣倍增。

郭大力的講解十分易懂，王玨一邊聽課，一邊認真學習研讀，終于將《資本論》中的難題解決了，終于通讀了《資本論》。

1954年1月，王玨提前畢業留校任教。從此，他便開始他的經濟學研究與探索之路……

《重讀資本論》

王玨留校在中央馬列主義學院經濟學教研室工作時，蘇聯著名的《資本論》專家左托夫正在中央馬列學院主講《資本論》。王玨為左托夫當助教，另外一名叫吳振坤的同志給左托夫當課堂翻譯（后來也成為了《剩余價值學說史》研究專家和著名的經濟學家）。當時，左托夫主講，吳振坤作課堂翻譯，王玨主要是輔導學員學習，幫助學員解決具體問題。這種工作一直持續了兩年。

1956年，中蘇關系惡化。蘇聯專家撤走，左托夫回國。王玨就開始給學員講《資本論》了。給學員講《資本論》本身對自己就是一種很好的學習。王玨邊備課邊講解，同時更加深了自己對《資本論》的理解。

1957年，“反右”運動，1958年全國又開始“大躍進”、“大煉鋼鐵”，中央黨校便停課不招生了。教員就下放到各地掛職鍛煉。王玨被下放到上海鍋爐廠任黨委副書記。到了1959年，中央黨校恢復招生，王玨又被抽回中央黨校重新開講經濟學。

從1954年留校任教開始，直到1964年受到無端的批判，王玨做了一件前無古人的事情。他用了十年精力，精心研讀《資本論》，寫出了90萬字的《資本論解讀本》，作為教材在校內印發學員，成為國內最初解讀《資本論》的教材。“文革”結束后，王玨把《資本論解讀本》加以整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重讀資本論》。

《重讀資本論》出版后，受到了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同時也深受廣大學員的喜愛。該套書籍的出版，為國人學習《資本論》這本深奧的著作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中國化讀本。

幾十年來，王玨教授一直沒有停止對《資本論》的繼續研究。他說，學習理論的目的在于應用，要應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學習和研究《資本論》的目的，不是把它搞清楚就算了，而是應用它的原理研究和解決中國建設和改革開放中的實際問題。生活在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不可能也不會準確地預見到當今世界乃至中國的具體情況。只有與時俱進地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踐相結合，才能解決中國改革和發展中的問題。

堅持真理

一提起“文革”，我們已習慣稱之為“十年文革”。然而對于王玨來說，他所經歷的“文革”卻是12年。

王玨的“12年文革”主要是禍起他的《資本論解讀本》。

王玨的《資本論解讀本》1964年初就受到了批判。當時，正在批判原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王玨是株連對象。楊獻珍的罪名是用“合二而一”反對毛主席的“一分為二”思想。給王玨邏織的罪名是用《資本論》抵制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犯了嚴重錯誤。最讓王玨心痛的是，剛剛印刷的《資本論解讀本》教材只有少數發到了學員手中，其余大部分都在這次批判中被送到了印刷廠銷毀做了紙漿。批判之后，王玨被下放到京郊農村勞動。

1966年下半年，“文革”全面爆發。王玨又被從京郊農村“請”回了中央黨校，接受“搶救”。談話的人對他說：“你的問題很嚴重，現在要對你進行搶救，否則，你的問題就由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了。”造反派給他定了三條罪狀：一是反對毛澤東思想，二是走白專道路，三是散布修正主義觀點。把他關在黨校西側的辦公室內反醒，要他寫檢討，交代自己的問題。門口有人看守，出門必須請假。

對于這種橫加在自己頭上的莫須有的罪名，王玨一直不服氣。造反派說他是“一本書主義”，他反駁說：“你們錯了，《資本論》是三本書，不是一本書”。在一次批判會上，面對造反派對他的批判，王玨氣得站起來把筆一摔說：“真沒想到，馬克思與毛主席之間還有階級斗爭！”

1969年8月，王玨又被下放到河南西華縣“五七”干校勞動。

1974年，中央開辦了一個工農中委（即中央委員）讀書班，主要培訓工人、農民階別的中央委員。王玨被抽回中央黨校做輔導員，直至1977年粉碎“四人幫”后黨校復校。

王玨的夫人宋志蘭也一直在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工作，她對丈夫堅持真理的精神十分欽佩。宋志蘭生前說：“我一直支持他（王玨）的觀點，我當時也給學員講《資本論》，我認為老王的觀點沒有錯”！

宋志蘭與王玨是在抗戰時期結為伉麗的，王玨任區委書記時，宋志蘭是區委副書記，他們是一見鐘情，是地地道道的患難夫妻。談起自己的夫人，王鈺十分慶幸地說，他這一生，只所以不怕批判，一是他個人的秉性使然，另一個原因就是夫人一直與他共甘苦、共患難，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理論觀點和事業。

2012年5月3日，王玨的夫人宋志蘭因病辭世，享年83歲。夫人宋志蘭走了，期頤將至的王玨仍在人生道路上不懈地求索著。如今，王玨先生雖然聽力和視力都下降非常厲害，但是聽力和視力的下降都未能阻止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思考與求索。

“王玨現象”

在經濟學界，有一種“王玨現象”，這就是，王玨的經濟學觀點和理論，一般要等三至五年后才被認可。這種現象足以證明，王玨是一個觀點超前的經濟學家。

從事經濟學研究和教學六十余年來，他一直堅持獨立思考的理論品質，以科學、嚴謹、求真的態度，使馬克思經濟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緊密結合起來，用中國話語建構中國的市場經濟理論。

王玨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有一個三段式結構：一是吃透原著；二是深入調研；三是獨立思考。在這三段式結構的基礎上，所研究出來的理論成果，因此就具備了三個特點：一是馬克思理論的支撐；二是觀點超前；三是經得起人民群眾的實踐檢驗。

王玨教授的觀點之所以超前，并且有些觀點能反映在中央的重大決策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能夠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結合起來，使他的觀點適應了改革開放的實際要求。

王玨教授說，他的經濟學理論觀點都是以馬克思經濟理論作為后盾，與中國當前的改革實踐相結合，在理論與實踐的碰撞中受到啟發，然后經過獨立思考，在思想上形成一套符合邏輯的觀點，再反復思考，自己先想清楚了，才出去講；先在黨校校內講，再到校外講，講完之后看大家的反映怎么樣，多數人認同之后，再把它寫成文章發表出來，這樣一個理論觀點才最后形成了。對于自己的觀點，王鈺教授自始自終都完全負責，不錯的永遠堅持，錯了也大膽地承認并及時改正；不講假話、空話，講真話、實話；不怕站在少數人的隊伍里。

1994年，江澤民同志主持召開中南海的一個座談會，討論“十五計劃”及改革發展方向的問題。在會上，王玨教授提出了國有企業改革要“抓大放小”的觀點。當時，江澤民同志說：“王玨同志，你提出的這個意見很重要，但這個觀點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對這個觀點，還有許多不同意見。”1995年，中央就支持并推行了“抓大放小”。

黨的十六大召開之前，理論界有一場“要素價值論”與“勞動價值論”的爭論。當時，持“要素價值論”觀點的占多數，王玨是持“勞動價值論”觀點的少數。但，王玨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認為，馬克思一生的兩大貢獻是“歷史唯物論”和“剩余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剩余價值”的基礎理論，論否定了“勞動價值論”就是否定了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最后，中央支持和肯定了“勞動價值論”觀點。

有一個時期，理論界出現了一股對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提出質疑的錯誤思潮，對此，王玨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的觀點，并專門發表了《堅持現代企業的改革方向不能改變》的理論文章，對否定改革和不要改革錯誤觀點提出了批評。

作為《世界經濟發展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六十余年來，王玨在市場經濟、生產力經濟、鄉鎮經濟、區域經濟、股份制經濟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已出版和發表的著作約1300萬字。代表性著作有《重讀資本論》、《論現代公有制》、《中國的繁榮需要現代企業制度》、《經濟體制改革規劃綱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叢書》等。

自從事經濟研究和教學六十余來，王玨有十大理論觀點引起了經濟學界和中央高層的關注，這十大觀點分別是：1、宏觀經濟的發展，必須充分尊重價值規律，按價值規律辦事（1978年）；2、社會主義經濟應該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和市場調節的經濟（1980年）；3、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和它的具體形式應區別開來（1984年）；4、社會主義應使無產者變為有產者、投資者（1986年）；5、股份制的現代企業制度應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模式（1987年）；6、社會主義應建立財產勞動者個人所有與社會占有相統一的社會公有制（1994年）；7、國有企業改革要依靠工人階級，培養利益主題（1997年）；8、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以民有經濟為基礎，國有經濟為主導（1998）；9、國有企業改革應“抓大放小”（1994年）；10、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形式的發展過程可能是國有、民有、勞動者個人所有（1999年）。

做學問求真務實，敢于說不；做人則生性豁達，淡泊名利。這是王玨教授一直到90多歲高齡仍容光煥發的重要原因。1988年，王玨隨中國經濟學家考察團去美國，在美國的一個華人金店里買了一枚金戒指，戴在手上，后來有人就此批評他說：“這哪里像黨校的教授，分明像香港的教授”。對此，王玨一笑了之。至今，他仍然戴著那枚金戒指。王玨對筆者說：“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從無產者變為有產者，今天的工人階級既是勞動者也應是財產所有者。”王玨對自己一生的自我評價是：前半生為勞動人民的解放而斗爭，后半生則是為共同富裕而耕耘。

2017年，在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之際，91歲高齡的王玨向中央組織部繳納了2萬元的特殊黨費，并起草了一份近2000字的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建言書。

2018年5月4日，迎來王玨教授的92歲壽辰，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他向中央黨校一次性捐助10萬元扶貧基金。

自1950年7月到中央馬列學院（中央黨校的前身）學習，之后留校任教，王玨先后擔任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央黨校特級教授，中央黨校學位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會長。本應60歲正式離休的王玨，在歷任校領導的極力挽留下，一直工作到85歲高齡才正式離休。2010年8月，王玨因聽力和視力嚴重下降，向中央黨校校委提交了離休申請報告，2011年3月組織上批準了王玨的申請。2013年3月1日，為了感謝王玨教授六十年來所作的貢獻，中共中央黨校為他頒發了“為中央黨校貢獻六十年榮譽獎”證書。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是對廣大理論工作者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務。王玨教授用中國話語重寫《資本論》，用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語言所寫的八卷本經濟學專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叢書》的理論研究和探索，對于我們完成“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艱巨任務將會有所啟示。

中國能有一萬個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并無所畏懼地從國內外實際出發加以實踐的人，科學社會主義就等于實現了95%。——這是寫在王玨教授八卷本經濟學專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叢書》封面上的一段話。“無所畏懼”四個字用在王玨教授身上，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了他的經濟學研究風格。談起自己的理論觀點，王玨說：“我的一些理論觀點經常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批評，但我仍然本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信念，不斷努力，多出成果，等待實踐去檢驗，這是我的選擇。”

王玨教授的這個選擇，正是一位“理性的守夜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