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觀察者網 周遠方】

觀察者網：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近日召開，會議專題研究了共同富裕問題。貧富差距是您長期以來關注的問題，能否先簡單談談它為何這么難解？

趙燕菁：

傳統的貧富差距，主要是基于個人總財富的比較。個人財富函數主要由私人資本和現金流兩部分組成。前者是虛擬財富，包括股票、債券等未來的權益；后者是實體財富，主要是分紅和工資等現金流收入。

在傳統增長模式下，實物是財富的主要形態；在現代增長模式下，代表未來權益的資本是主要的財富形態。特別是在貨幣信用化以后，信用財富相對實物財富增長更快。當貨幣與債務掛鉤，每次貨幣的擴張都成為向資本所有者轉移財富的過程，最近的明顯例子就是疫情后的所謂“K型復蘇”。由于資本進入便利差異的存在，導致不同階層的資本配置產生了巨大的鴻溝。正是這一鴻溝導致財富增長必然是貧富差距的擴大過程。也就是說，貧富差距程序在資本分配時就已經內置，一次、二次分配，乃至三次分配，都只能在邊際上修復些許財富鴻溝。

疫情爆發后，殘酷的“K型復蘇”（第一財經圖）

觀察者網：

如果從國內我們身邊正在發生的事來觀察，可能比較明顯的是自提出“房住不炒”，特別是今年1月1日“三條紅線”落地后，國內房企受到壓力，對于觀察者網小編這樣的年輕打工者來說，很多人對于是否要買房、怎么買房確實覺得難以抉擇，您能否幫我們分析一下？

趙燕菁：

在中國，住房在個人財富構成中占有壓倒性的份額。根據2019年中國經濟趨勢研究院《中國家庭財富調查報告》，在城市居民房產凈值占家庭財富的比重高達71.35%，農村居民家庭房產凈值的占比也有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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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在觀察者網說過“住房的主要功能是私人進入社會財富的接入器”這個觀點，擁有住房，也就擁有接入城市財富的“插座”，假如你在城市擁有10萬元的套房，而你的鄰居住的是100萬的豪宅，你和鄰居私人財富相差10倍，但如果你的孩子和鄰居的孩子都在同一所價值上億的學校，你和鄰居的貧富差距就會縮小到接近1：1。

住房就像是一道財富鴻溝，將社會劃分為貧富兩極。隨著城市公共服務的升級，擁有住房的居民的財富不斷增加，通過二次分配帶來的財富增長（資產升值），遠遠高于一次分配環節工資性收入的增長。

《中國家庭財富調查報告2019》截圖

需要指出的是，“房住不炒”這一政策在實踐中卻常常被簡單化甚至曲解。在中國，資本的主要形態是土地，這是一個事實。其資本價值最終必須通過附著于其上的住房交易實現。如果把住房交易都定義為“炒”也就不會有土地資本市場。商品房-土地市場資本屬性，決定了其市場價格不是供需決定的，而是央行的貨幣政策決定。

縮小貧富差距靠的是一次分配，讓更多的人獲得住房、擁有資本，而不是讓已經獲得住房的人資本縮水。這就需要迅速建立強大的保障房供給體系，并擇機讓保障房資本化（房改）。1998年房改時提出的以經濟適用房為主的住房體系沒有堅持下來，是中國住房政策上最大的失誤。由于現在的房地產市場是“居者有其屋”融資的主要渠道，對房地產二級市場的打擊和限制，實際上也使得讓更多人擁有住宅這一目標變得更加困難。

同其他國家相比，土地資本是中國增長最主要的資本來源，一旦我們限制住房交易，把所有交易都定義為“炒”，中國這個最大的資本來源就會縮水甚至消失，其后果不會亞于導致美國大蕭條的股市崩盤。屆時也許貧富差距可以縮小，但卻是全民返貧的方式實現的，這是房地產政策制定者必須清醒意識到的。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不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的裝飾品，而是中國增長的發動機。特別是在中美經濟大博弈的關鍵時刻，雙方比的就是誰的資本市場更堅挺，對中國核心資本市場——房地產的打擊是非常危險的行為。

觀察者網：

能否認為您實際上描述了兩種“插座”功能，一種是在中國，住房作為私人接入城市公共資源的接入器，這更多是實體意義上的；另一種，是住房作為一種資本品，本身就成為一種接入信用財富增長的接入器。因為整個樓市在某種程度上也發揮了吸納輸入性通脹的“資金池”的作用，所以在中國，這兩種功能是合二為一的。

從美國因疫情MMT后，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但美國許多地區的城市公共資源并未顯著改善，甚至公共服務有所倒退）來看，美國住房更多呈現后一種“接入器”功能。能否這樣理解？

我們強調“房住不炒”，是否意味著可以保留前一種“接入器”功能，而解構后一種“接入器”功能？

趙燕菁：

對，可以這樣理解。假設有一天，政府突然宣布所有住房不許交易，就像我們住房制度改革之前一樣，所有住房都有價無市，我們一樣可以通過住房接入城市的公共服務，但住房的資本價值也會隨之消失。信用財富接入器功能被解構。

需要指出的是，樓市不是吸收過剩流動性的資金池，在貸款生成貨幣的信用機制下，流動性本身就是樓市創造的。在中國尤其如此。不動產信用功能的消失（不炒），必定導致現在銀行抵押的不動產全部失去價值。由于中國房地產在中國銀行信用中占有非常高的權重，如果找不到等價的抵押品，銀行就會出現大面積壞賬，中央極力強調要避免的系統性風險就會如期而至，如果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先于美國股票市場崩盤，中國就會在中美大博弈中不戰而敗。

因此，正確的“房住不炒”應當是雙軌制——在大規模提供保障性住宅的同時，減少商品房入世，利用金融政策維持商品房市場價格穩定，減少對各級不動產市場自由交易的干預。

近期保障房支持相關政策，圖源：Wind

觀察者網：

還有一個問題是腐敗，近年來曝出的許多反腐案件，多多少少都會牽涉到房產。您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很大程度得益于1982年憲法將城市土地的初始產權界定給了城市這一平臺的提供者——地方政府”。但我們也看到，在這個過程中因壟斷滋生了權力腐敗的問題。現在我們提倡“親清政商關系”，該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防止腐敗呢？

趙燕菁：

土地初始產權界定給私人之所以沒有腐敗，只是因為私人土地制度把腐敗才能獲得的財富合法化了——把公共服務帶來的收益直接給了不勞而獲的土地所有者。如果界定給政府，政府里的私人就會利用政府的公權力為自己謀私。

反腐敗制度是避免財富不公平流向土地所有者必須付出的成本。